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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继曹德旺“吐槽”中国企业税负过高后，另外一位中国企业家，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对企业缴费过高也进行了抨击。

　　2016年12月底，在接受浙江卫视专访时，宗庆后说：“我们要交500多种费，今年1到11月份，已经交了4000多万了。”

　　针对娃哈哈集团反映缴纳了500多种费的问题,财政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18日对外公布,经过调查核实,2015年该集团有支出数据的实际缴费项目为317项,与企业提供缴费项目相差216项。而剔除重复计算后,该集团及所属企业实际缴费项目为212项，缴费金额7412.07万元。

　　尽管宗庆后的说法和官方公布的数据，出入比较大，但即使是212项，也足够让人触目惊心。

　　如此之多、林林总总的费用，对于企业经营者来说，除了付出不菲的经营成本外，还意味着极大的时间成本。这些费用，导致中国企业在法定税负之外，还承担了极高的制度性交易成本。

　　现代税收崇尚权利义务平衡。公民个体缴纳了税，政府就有责任向公民提供各项公共服务，并且这些服务多数应该是免费的，道理同样应用于企业。企业既然已经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等税种，政府就有责任向企业提供以免费为主的各项服务。

　　遗憾的是，我国税收征收长期以来“义务说得多，权利说得少”。具体到企业层面，对企业不仅征税征得理直气壮，各种费用征收也层出不穷。几乎每个政府部门，都努力维持本部门对企业的征费权力，最终形成“权力部门化，部门利益化，利益行政化”的格局。

　　以娃哈哈的缴费清单为例，2项政府性基金、22项行政事业性、148项经营服务性收费，绝大多数应废除。政府既然已经向企业收取了数额巨大的企业所得税、增值税，就应以免费为主要原则，向企业提供各项公共服务。

　　至于另外35项，则为协会商会会费、订刊费等。对于这些花费，还是要让企业自主选择是否有必要加入协会、订刊。

　　相较于娃哈哈2015年494亿的经营收入以及接近59亿的利润，7000多万缴费似乎并不算什么太大的数目。但并不能因为钱不多，就觉得这个费用无所谓了。这些钱，无论是增加股东回报、员工工资，或是投向新一轮产出，都有利于企业的长远经营。而对于那些经营困难的企业，不小的缴费负担，无疑会让他们雪上加霜。

　　降低中国企业负担，包括两块，一块是税，一块是费。税无疑是占大头的，但是减税其牵涉甚广，对政府财政有较大影响，又要经过人大审议，过程颇为复杂；比较而言，费这一块，由行政部门控制，所占财政收入也有限，最适宜进行大幅度改革。

　　所以说，中国企业减负，宜由降费作为突破口。

　　大风起于青萍之末。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普遍陷入滞胀的背景下，为了刺激企业投资，在发达国家内部，一场降低企业所得税的风潮，已经开始呼之欲出。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主张将美国企业所得税由35%降为15%，在共和党手握参众两院多数议席的背景下，大幅降低企业所得税，已经势不可当；此外，英国政府之前就宣布，到2020年，将企业所得税从目前的20%降到17%。

　　考虑到特蕾莎·梅政府刚刚宣布“硬脱欧”，为了维持英国对企业投资的吸引力，只降到17%恐怕已经不够，15%甚至更低的企业所得税，都很有可能。英美两国大幅度降低企业所得税，也必然将给世界上其他经济体带来压力。

　　对于中国而言，在与发达国家企业产品竞争上，中国企业的优势并不明显。如果在税收上还承担着更大的压力的话，那么中国企业的竞争前景堪忧。因此，为企业减负，已经到了势在必行的地步了。